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日期:2010-12-07]   来源:张慧伦  阅读:9643次

清华国学院的使命

陈 来
 
         “国学研究”就其内容而言即对于中国文化之研究。中国文化有几千年连续发展的历史,中国文化的体系博大精深。经过百年来与外来文明的融汇,中国文化不断实现着新的发展与更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发展、全球化浪潮冲击世界的今天,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中华文明及其历史发展,发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新时代的重要使命。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简称清华国学院)的建立,就是要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为中国学术的卓越发展,为重振清华大学中国文化研究的雄风而尽其努力。
         在清华的历史上,1925年曾成立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当时亦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因各种原因,在1929年停办。在短短的四年当中,毕业学生近70名,其中后来成为我国人文学界著名学者的有50余人。清华国学研究院指导学生的教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后被称为四大导师,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研究在当时代表了我国国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其教育人才的卓越成就也成为我国近代教育史的一段佳话。
         关于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宗旨和精神,吴宓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宗旨及经过》中明确地指出:“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近代以来,“国学”概念的使用有多种不同的用法,吴宓的提法代表了当时多数学者的用法。后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研实践也显示出,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和国学研究的理解,始终是把国学作为一种学术、教育的概念,明确国学研究的对象即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以国学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体系;在研究方法上,则特别注重吸取当时世界上欧美等国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和方法。这表明,老清华国学研究院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本色,但从一开始就不是守旧的,而是追求创新和卓越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追求,指向的不是限于传统的学术形态与方法,而是通向新的、近代的、世界性的学术发展。
         所以,这种求新的世界眼光,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得以取得如此成就和如此影响的根本原因之一。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在大学成立国学研究的院所,清华并不是第一家,前有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22)、东南大学国学院(1924),后有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1926)、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28),尤其是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早,人员多,在当时影响广泛;但最终还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后来居上,声望和成就超出于其他国学院所,成为现代中国学术史的标志。究其原因,除了王国维等人本身是当时我国国学研究冠绝一世的大师外,主要有二,一是清华国学研究院以中西文化融合的文化观作为基础,在中国文化的研究方面,沉潜坚定,不受反传统的文化观念所影响;二是把国人的国学研究和世界汉学的研究连成一体,以追求创新和卓越的精神,置身在世界性的中国文化研究前沿,具有世界的学术眼光。陈寅恪曾提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为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老清华国学研究院关注新的材料、新的问题、新的学术潮流,其所谓“新”不止对中国人是新,也是世界范围的新,所以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们真正能够“预流”,这是20世纪学术史所证明了的。
         老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不可复制的,但它的精神和宗旨在今天仍然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最近,清华大学决定成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作为推进文科基础研究的一项举措。今天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依然承续老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我们也将以“中国主体、世界眼光”为宗旨传承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精神。“国学研究”是中国学者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必须突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发挥中国学者研究自己文化的优长,凸显中国学者的历史理解、问题意识和文化精神。而这种文化主体性的挺立,不是闭关自守、自说自话,而是在和世界文化、和世界性的中国文化研究的密切沟通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我们期望,正是在这样的场域里,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在世界学术的范围中,才能不仅为之“预流”,而且将能够成为“主流”。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力图秉承老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的精神,接续1930-40年代清华人文研究的传统,参与新时期以来清华文科的恢复振兴,力求把“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办成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为中国文化研究提供一个一流的国际化的平台。研究院将依托清华大学现有人文学的多学科条件,关注世界范围内中国研究的进展,内外沟通、交叉并进,着重围绕中国哲学、中国史学、中国美学与文学、世界汉学进行多维度的深入研究,以高端成果、高端讲座、高端刊物、高端丛书为特色,为发展国际化的中国文化研究做出贡献。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直属清华大学,为跨学科研究机构,国学研究院特聘及专职研究人员以高、精、尖为原则。国学院设立访问学者制度,支持学者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亦可自带经费申请到研究院访问。根据情况设立课题组和研究项目,经学术委员会批准立项,实行课题负责人制度。建立博士后流动工作站,吸引清华本校各人文学科及其它名校博士毕业人员参加研究院的科研工作。
         国学院将设立“梁启超讲座”、“王国维讲座”、“陈寅恪讲座”, 以纪念这三位奠立了清华文科基石的大师。三大讲座每年各一次、每次若干讲,各讲座将分别邀约哲、文、史诸领域的世界级学者,围绕特定的专题,来清华园进行讲演,并与国内同行进行深度的交流。每一系列讲演的内容,包括讲座期间与国内学界的对话与辩难,经由整理、翻译和修改,都将扩充为《清华国学讲座》丛书之一种。
         国学院将编辑《清华国学文存》,计划以每人一册的形式,广泛精选绝大多数院友的著作,以为永久性的表彰与追思,也藉此突显20世纪20年代的清华国学院在短短四年内,对我国现代文科所做的贡献。将编辑《清华国学研究》丛书,丛书内容将包括:整理有关国学的讨论,老清华国学研究的历史,清华人文大师的传记,尤其是国学院专任、兼任、客座教授、访问学者、博士后学人,以及其它本院支持的研究计划的研究成果,以展现本院的国学研究成果。
         国学院主办出版院刊《中国学术》,《中国学术》的宗旨是:提升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准,推展中文世界的学术成就,增强文化中国的凝聚力,促进中外学术的深度交流,使中文成为国际学术的工作语言。《中国学术》目前已经是中国文化研究领域具有国际声誉的一流权威刊物。
         创办《清华元史》集刊。拟以专治蒙元史、并旁及边疆史地研究其它有关方面的本所专任教授、兼任教授为主编,编发该年刊。本刊力争在发扬旧有传统,促使它更好地与当代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相互贯通方面,做出前沿性的贡献。
 
         清华国学院网址:http://www.tacl.tsinghua.edu.cn/
 
         2009年11月1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正式成立。
         2009年11月初,北京仁慧书院正式成立。

 仁慧教育服务专线:400-606-3618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仁和万物,慧济天下!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

(文/蓝文徵)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自成立至结束,历时仅四年,虽似昙花一现,但其逸事嘉话,却最耐人回忆。
当五四新潮后,提倡科学的呼声,响彻云霄;同时整理国故,也被世人所重视。梁任公先生于民十及十一两年,应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各大学及教育团体的邀请,连续讲演中国文化学术,不下二百次(见《梁任公讲演辑(集)》及丁文江撰《梁任公年谱长编》),学子景从,风气大开。十一年秋,北京大学成立研究所国学门,为我国大学设置研究所的嚆矢。国学门主任沈兼士敦请王静安先生为指导教授,王先生不克北上,遂聘为函授导师,书笺往返,住研究生受益很多(见王德毅《王国维年谱》244—259页)。此后数年间,北京国立八校,因经费拮据,弦歌时辍,惟清华学校,经费独立,基础深厚,实大有可为。校长曹云祥先生,于十三年秋,即计划改制,设大学各学系及国学研究院,留美预备班办至十八年结束,立得外交部批准(时清华隶属外交部)及美国驻华公使的赞助(时各国使节皆未升格,美公使为清华董事),遂开始筹备。曹校长想把研究院办好,特请胡适之代为设计,胡氏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为研究院绘一蓝图,其特点,如置导师数人(不称教授),常川住院,主讲国学重要科目,指导研究生专题研究,并共同治院;置特别讲师,讲授专门学科。后来研究院的规章大致即本此蓝图。曹校长敦请胡氏为导师,胡氏很谦逊地说:“非第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十四年春,曹校长敦聘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赵元任四先生为导师,李济之先生为特别讲师。梁、王、赵、李四先生先后应聘,惟章氏不肯就。四月十七日,王静安先生到校,居清华园西院,校方恳请王先生主持院务,王先生坚辞,院中遂设办公厅,聘吴雨僧(宓)教授为主任。时院务草创,凡购置图书及招考研究生诸事,均请示王先生而后定。八月赵元任先生、李济之先生均到校,九月八日梁任公先生到校,居清华园北院。新考取的研究生,寻亦陆续来院注册。二十八日,研究院开学,同学皆行拜师礼,礼毕,同学各作自我介绍,各位先生也都讲话,对同学多所勖勉与启发。是年冬,梁先生以陈寅恪先生于欧洲诸国语文及梵文、巴利文、蒙、藏、满文等修养极深,提请校方聘为导师,时陈先生正在欧洲,明年五月始到校。研究院有这四位大师(当时校内外都这样称)及李先生的主持领导,益步入昌隆之运。后来李济之先生追忆说:
 
民国十四年,为清华学堂开办国学研究院的第一年,这在中国教育界,可以说是一件创举。关系研究院的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清华为研究院所请的第一批教授(实称导师),有王国维、梁启超及陈寅恪、赵元任诸先生,我是受聘去作讲师的一人。那时华北的学术界的确是很活跃的,不但是纯粹的近代科学,如生物学、地质学、医学等均有积极的研究工作表现,受人重视,就是以近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为号召,也得到社会上热烈的支持。(见《传记文学》八卷一期李济之撰《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
 
因那时华北学术界的活跃,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风气已大开,国学研究院的实现,可以说是应运而生,自然受各方的重视。
 
研究院招生时,是把研究院规程及导师讲师所授课程和指导范围,都印成小册,附在招生简章内,最富吸引力,所以投考的人极众,录取的很严,更为有志者所向往。十五年夏第二次招生时,报考的人数更多,遂比第一届多录取几名。院中规定,学生研究一年须缴论文一篇,经导师核可,即准予毕业,毕业证书,是由清华校长及全体导师署名盖章。研究生愿继续研究者,仍可留院,每研究一年即毕业一次,研究年数并无限制,同学中研究二年者为最多,三年者次之,四年及一年者为最多。那时尚无研究生学位授予法,故研究期满,论文及格,即予毕业,而不授学位,研究生也都力求实学,并不重视虚名。自十五年夏,陈寅恪先生到院,导师已增至四位;秋季开学,新同学及留院继续研究的同学,共有五十余人,院中充满蓬勃之气。十六年夏,北方局势不稳,六月一日,研究院放暑假,午间,全体师生在工字厅举行惜别餐会,会后同学多至北京搭火车返里,留校者不及十人。二日上午十时许,王静安先生自沉于昆明湖,学术界莫不悼惜,研究院同学更加山颓木坏,悲痛万分。是年秋,校方聘林宰平(志钧)先生为研究院特别讲师。十七年五月末,梁任公先生将同学论文评阅竣事,即辞回天津养病。六月八日,北伐军入北京,全国统一,改北京为北平,寻以清华大学改隶教育部。陈寅恪先生为发展研究院计,遂请校方聘章炳麟、罗振玉、陈垣三氏为导师,马叔平(衡)为特别讲师,校方一一致聘,章、罗二氏均不就,陈氏自以“不足继梁、王二先生之后”为词,再三恳辞,惟马先生应聘。校方以国学大师数少而难请,又不愿降格聘人,使曾煊赫一时的研究院,因而变质,遂经评议会(类似校务会议)决议,研究院至明年暑假停办,故是年招生,仅录取王璧如同学一人。秋季开学,前几届同学回院继续研究者只十六人,宿舍半空,备感冷落。师长中,赵元任先生常赴各地调查方言,李济之先生出外主持发掘或赴美参加考古学会议,两先生每学期回院讲学不过数周。院中办公厅主任吴雨僧(宓)先生,已于十六年夏辞职,专主清华外文系,从此不设主任,事物又诸助教秉承陈先生意旨,共同处理。故研究院末期,所有指导研究生,指挥助教办事,联系离校同学或函复其请教的诸问题,事无巨细,全集于陈先生一身,辛劳忙碌,自不待言。历时四年,为海内瞩目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至十八年夏,遂告结束,但诸位大师的教泽清芬,却永印于同学的心版。
 
研究院同学,前后四届共七十二人,中途自动退学的,有汪、王二君;因用功过度,致疾而死的,有叶去非、马庆●、吴宝陵、谢念灰等四君;离校后,任教不久,即病卒的,有储皖峰、司秋澐两君;先后留学英、法、日本的,有陆侃如、周传儒、王力、姜亮夫、刘节、虞君质、张昌圻、杨鸿烈、黄绶、宋玉嘉及笔者等十一人;散在各院校任教的,约五十余人;留学诸人于抗战前,也均返国任教。抗战期中,同学在各大学任教务长、训导长、院长、研究所主任及文史两系主任的,约有十七八人,被誉为好教授的,为数更多。研究院的特点,是治学与做人并重,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智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抚养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院中都以学问道义相期,故师弟之间,恩若骨肉,同门之谊,亲如手足,常引起许多人的羡慕。因同学分研中国文史哲诸学,故皆酷爱中国历史文化,视同性命,“九一八国难勃发,吴其昌君全家绝食赴南京情愿抗日;北平沦陷后,刘盼遂君拒绝在伪大学任教,而佣书糊口;侯堮君则与沈兼士、英千里等,受教育部付托,共做地下工作;姚名达君主持江西中正大学历史系,率学生下乡宣传抗日,为日军所获,慷慨死节;刘节君耻其岳丈钱稻孙为伪北大校长,立辞重庆大学教授,卖文疗饥,茹苦明志;其余诸同学,也都惧负师训,不敢偷安。……刘寿民先生记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创立及停办说:
 
清华大学初成立的时候,有一件事值得大书特书,那就是国学研究院的创办。当时主持学校大计的人,以为清华有独立的经费,特殊的历史,应当有独特的工作,在学术上有所表现。以往清华只是留美预备学校,所以偏重英语英文与西方文化科目。现在既改成国立大学,应当提倡国学的研究,来沟通中西的文化,用西方的科学方法科学观念,来整理国家固有的文化。时在五四新潮之后不久,国学与科学同为当世所重视,所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很受学术界的注意,所聘导师是当时一时人选,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李济之诸先生,各以蜚声学术界的专门学问,来指导后进。所招收的研究生,也多是相当成熟,国学具有根底的热心求学者。整理国故,研究古文物,孜孜努力,后来颇有几位有卓著的成就。可惜为时不久,王、梁二师先后逝世,继者无人,烜赫一时的国学研究院,只训练了四期的学生,便如昙花的一现,没有继续下去,日后的清华大学,还是以理工见称。
 
刘先生在清华任教时,目睹研究院的始终,故四十余年后记之,尤甚确实。
 
《清华同学与学术传薪》,第387-391页。
 
 
附录:清华“国学四大导师”

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四大国学导师都是我国近代最杰出的学者,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正是由于拥有他们,创办两年后,其声望就超过了早于它创立的同类学校,并且,清华国学院由此开始,建立了中国学术独立的传统。

饮冰室主人--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学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举人出身。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人称“康梁”。早年所作的政论文,流利畅达,感情奔放,颇有特色。晚年在清化学校讲学。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文学家在梁实秋的回忆中,梁启超的大师风范,呼之欲出。他回忆在清华聆听梁启超的演讲时说:“他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

1914年,清华刚刚建校3年时,他来清华演讲,引用《易经》里的话来勉励清华学生要做君子,树立“完整人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他这次演讲对清华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清华即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定为校训。

“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

陈寅恪是一位历史学家,学贯中西。是公认的本世纪最有学问、最有成就的学界大师。他的专业是中古史,长年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中山大学担教授,还曾任牛津等外国名校教授。他的所有作品都以文言写成,而且学问高深,一般知识背景的读者难以啃动。

在清华国学院成立之初,梁启超向校长推荐留居国外的陈寅恪。校长因陈寅恪一无学位,二无论著而拒绝。梁启超力争说:“我梁某也算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校长终于被说服。

20年代的清华园,有一位“教授中的教授”,那就是陈寅恪。因为凡是他讲课,很多教授都会来听。他在国外断续留学20年,潜心读书和研究,但对“博士”、“硕士”学位之类,却淡然处之。因此连大学文凭也没拿过。然而就是这个没学位的人,当在哈佛大学任教的赵元任被聘为清华导师时,哈佛大学点名要他继任。关于他的学问,只从一点就可知其精深与博大:他虽然不是语言学家,但他通晓的文字多达二三十种。

“南书房行走”--王国维

王国维,生于1877年,卒于1927年,字静安,号观堂。在四大导师中,王国维是第一个来到清华的。王国维年轻时学习语言、科学、哲学和心理学、社会学,30岁之后研究文学。中年之后,又治中国古代史,在甲骨文方面取得了优异成就,奠定了他国学大师的地位。

1923年应召为末代皇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192762,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终年50岁。行前留遗书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

四大导师中的另一位大学者是赵元任。常人也许很难想象,这位“中国语言学之父”,中国近代音乐先驱者之一,28岁竟被美国康乃尔大学聘为物理讲师。29岁时,他回到清华,担任物理、数学和心理学讲师。30岁时任哈佛大学哲学讲师。33岁时被聘为清华哲学教授。

1938年后在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任教。被选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美国东方学会会长。1981年北京大学授予其名誉教授称号。

赵元任早年从事国语运动,后致力于语言学研究,在音位学理论、中国音韵学、汉语方言以及汉语语法方面有重要的贡献。 


北京仁慧书院
仁慧教育服务专线:4006063618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仁和万物,慧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