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一二九运动周年，特转发此文。
邓力群：爱国，要爱得正确，爱得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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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研究生学生会，约我参加纪念“一二·九”座谈会。我想讲点亲身经历的事情。
我这个家，和北大有点缘分。五四运动前后，我的大哥从北大经济系毕业。1950年，我的一个侄女考上北大，不久抗美援朝，参军去了。六十年代，我的一个参加抗美援朝的侄子转业，考入北大历史系，一直读完研究生。我的儿子“文革”时在农场插队，1977年恢复高考，考进北大经济系。我自己是1936年秋天考进北大经济系，读了半年去延安了。一家有5个人在北大读书，前后60余年，同北大建立了历史的联系。北大的情况好，我们跟着高兴，北大的情况不太好，我们也跟着发愁，甚至难过。在大的问题上，同北大是心心相印、感情相通的。
今年从学潮到动乱，从动乱到暴乱，从暴乱到平息暴乱，北大的同学们，除了王丹等少数几个人以外，据我了解，其他的同学，都有爱国的愿望、爱国的感情。这当然是很可宝贵的。但是爱国要爱得正确，很不容易；爱国要爱得执著，更不容易。今天我的发言，就是想用我的亲身经历及我的家庭的一些情况，来跟同学们谈谈这个问题。
我大哥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之一。他参加了许德珩同志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他作为国民党的左派，同当时在北大的陈毅同志、邓洁同志，亲密合作，共同战斗。他毕业以后，当了《国民周报》、《国民新闻》的总编辑，宣传爱国民主运动，反对段祺瑞政府，被列为通缉要犯之一。在北平呆不住了，1925年到了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广州。写信回来，要我三哥、姐夫、侄子、叔叔，到广州参加革命军官学校训练。我的侄子和姐夫，吃不了苦，又怕死，开小差回家了。到北伐时期，我的三哥当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见习排长，他所在部队作为先遣队，在经过湖南桂东时，他回了一趟家。母亲、嫂子哭哭啼啼，要他留下。那时，他满腔热血，认为自己责任在身，只吃了一顿午饭就走了。在战斗中，作战很勇敢，不怕牺牲，奋勇当先。我大哥不久也从广州回到家里，住了几天，经长沙到武汉，转到冯玉祥的部队负责政治工作。1927年，北伐军打到江浙，我们党领导的上海武装起义取得胜利。不久发生“四·一二”惨案，蒋介石和冯玉祥在河南会师，我大哥转变成为统治营垒中的一员。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爆发中原大战。同年，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在北平召开国民党的扩大会议，我大哥作为改组派骨干之一，参加了这些活动。“九·一八”事变以后，汪蒋合作，他当上了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做了国民党的大官。1934年蒋汪矛盾重新激化，他的官做不成了，就到英国留学去了。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同陈铭枢组织一个反法西斯侵略的组织，回国参加抗战。国民党政府退到重庆，汪精卫出走到了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汪出走前曾再三劝他一起行动，在投降还是抗战，卖国还是爱国这样的紧急关头，他选择了留在重庆、坚持抗战的道路。在这以前他先后任河南、云南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后来又参加了冯玉祥领导下的一些活动，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到南京，当上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他帮助程潜竞选总统。程竞选失败，回湖南当省主席，要他回湖南当省民政厅长。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取得胜利，我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程潜在湖南举行和平起义。他参加了这个起义，并联络一批立法委员通电起义。1951年我见到他，他说，这一二十年来，你走毛泽东的道路走对了，我走蒋介石的道路走错了。一九五一年他当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全国委员会委员，并兼任民革武汉筹备组的负责人之一。1953年去世。盖棺论定，从爱国开始，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又回到了爱国的立场。尽管可以说是爱国的，但历史证明，他爱得不那么正确，曾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一名重要成员。但最后还是回到了爱国的立场，立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我的侄女，在北大时是一个热血青年，满腔热情参加了抗美援朝。停战后，转到地方学俄文、学技术。毕业后分配到湖南冶金学院当技术员，当助教。到“文化大革命”，造反相当积极。她丈夫的父亲是个香港的小资本家，1975年去世，她要和丈夫一起去香港继承遗产。我劝也劝了，骂也骂了，但她还是要去。他们做的是国货生意，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要赚钱还得靠祖国。在这次北京发生动乱、暴乱期间，她态度坚决，要同北京搞动乱的人站在一起。写信回来很荒唐地说：我的叔叔几年受压，也一定会同她站在一起，反对政府。其实，我们家里在北京的人，都是反对动乱的。到现在为止，究竟她的立场转过来没有，还要经过实践的考验。
我的侄子也参加了抗美援朝。以后考上北大，读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华书局当编辑，入了党，政治方向一直不错。不能说他多年中间没有错误和缺点，但是可以说，他从参军那天起，到北京这场风波，政治方向对，识别能力比较好，工作勤恳、努力，业务能力达到了高级编辑的水平。
我的儿子，1966年初中毕业，不满18岁，就下乡劳动，在农村将近十年。林彪事件以后，他曾到五七干校看过我，说了两句亲身体会的话：“不了解农村，就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农民，就不了解中国革命。”他当过生产队长，劳动肯干，同农民的关系比较好，交了一批农民朋友。在农闲时，登名山，临大川，访问古战场，凭吊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还抓紧时间读了书，结交了一批在农村锻炼并且立志献身农村建设事业的青年。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又一次受到批，判，他受到牵连。回到北京，我让他认真阅读了《资本论》等经济方面的经典著作，做了详细的读书笔记。1977年恢复高考，靠他自己的成绩，考上了北大，读的也是经济系。1980年，北京几个高等学校的学生进行竞选活动。大家知道，北大最活跃的一个是胡平，一个是王军涛。他没有受到他们的影响。这与他对中国农民和农村的了解，以及平时的学习是分不开的。他曾和我说过，在这次北大的竞选活动中，沙健
说到我自己，我想说一说“一二·九”运动以前的事情。我的家庭是富农成份，父亲是前清的秀才。戊戌变法前，湖南兴起新学运动，属全国之先。他同几个人在我们乡里办了桂东第一个洋学堂。他当过教员，也当过校长。这里顺便说一个故事。1933年，王震同志领导的红军，到我们县里打游击，筹款，做群众工作，去抓一个大地主。没想到我父亲正在他家做客，地主跑了，他却没跑掉，结果被抓去。这支部队里负责政治工作的袁任远，是我大哥在河南冯玉祥部队里工作时认识的朋友。那时冯玉祥同蒋介石对付共产党的办法不一样，蒋是屠杀，“宁肯错杀一千，决不漏网一人”，冯是礼送出境。他就是被礼送出境的一个。当他知道是我大哥的父亲时，还特加优待，家里交了三百块光洋就给放回来了。1933年5、6月间，父亲到了南京。这个时候，南京有几个大贪污案被揭露，闹腾了一阵子，不了了之。那年暑假我回南京；他跟我讲到，一个多月在红军部队里的生活，使他认识到红军官兵平等，为国为民。相比之下，他得出结论：救国救民，要靠共产党，国民党没有前途。一个前清的秀才，又是被红军抓过的人，得出这样的判断，在我脑子里留下不能忘记的印象。
现在回过头来说我的思想变化过程。北伐胜利后，湖南掀起了广泛的农民革命运动，我那个桂东县是1926年开展起来的。我在小学受过国耻教育，那时参加了儿童团，唱打倒列强的革命歌曲。土豪劣绅被戴上高帽子@@@@，农民进驻地主的院子，分他们的粮食，砸伪善人的牌匾。在村里领导农民运动的是两名小学教员。“四·一二”后，他们一个被国民党军队抓住剖腹，把他的心肝炒了吃，一个跑到长沙，也被抓住杀害了。邻村一个小学教员，也是积极分子，被抓起来五花大绑，押送途中跳到河里，被打死了。当时到处反共清乡，陷入白色恐怖。在这个时候，参加北伐的我的哥哥和叔叔，先后回家了。他们都讲，他们打仗时出生入死，没想到旧的军阀打掉了，新的军阀又上来了，他们不愿意再为蒋介石卖命。这使我认识到，蒋介石是个刽子手。毛主席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红军多次经过桂东，沿途打土豪分田地，人民群众特别是穷人说，红军官兵平等，纪律好，心向穷人。但是瞿秋白实行盲动路线，一些“左”倾分子提出的有土皆豪、无绅不劣，也使人们产生一些疑虑。
我1929年夏天到长沙，在原由国民党左派主办的一个中学上学，开始阅读左倾的文学作品。读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深受感动。另一方面，我们的校长、教务主任是国民党改组派的成员，每逢纪念日或学生@@@@，他们大讲汪精卫这个人，讲汪精卫的事，使汪精卫成为我崇拜的一个偶像。汪当时的口号叫做“夹缝中间的奋斗”，这在我的头脑里形成一个印象：救国靠蒋介石不行，只能靠汪精卫。这一年蒋桂战争爆发，广西军队经过长沙，进军武汉，不久败下阵来。后来阎冯反蒋，但很短的时间，被蒋瓦解了。对汪、冯、阎打败蒋的希望，也从此幻灭了。
1931年夏天，我从长沙经过南京到北平。那时长江正发大水，从报纸和传说中知道，几百万人被淹死，上千万人逃荒。上了北平汇文中学，开学没多久，就遇上了“九·一八”事变。没几天，东北三省完全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学生上街@@@@，抵制日货，有些学生到南京请愿，“失足落水”，被捕被杀。我总希望汪能坚持抗战，但很快汪蒋合作，既不再反蒋，也不抗战了。由此，寄希望于汪精卫救国的幻想也破灭了。很短一段时间里头，我情绪消沉，热衷于读张资平的三角恋爱小说。到1932年，上海抗战失败，热河也失守了。
这个时候，在北平的一个表哥，引导我看左翼小说，阅读外国革命文艺作品，还看一些浅显通俗的社会科学小册子。开始知道中国共产党一些救国救民的主张。
1933年，发生了长城事变，同共产党合作的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的同盟军向日军反攻，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默契配合下，遭到失败。
在这期间，日本飞机经常在北平上空盘旋侦察。我们的学校是个美国教会学校，听说校方为了保护美国的财产，在教学楼的楼顶上铺了美国的旗帜。在中国读书，竟然要顶着美国的旗帜上课。受到很深的刺激。感到莫大的污辱。走出校门不远的地方，有个日本随营妓院，外国兵经常酗酒闹事，辱骂殴打中国人。再往前走，就是东单广场，不准中国人入内。经常见到外国兵在那里武装操练，向中国人示威。紧接着的是东交民巷，有外国的使领馆，各国的驻军，享有治外法权，完全是“国中之国”。外国驻军不仅在这里面耀武扬威，而且常常到北平郊区实弹演习。国土被践踏，民族受凌辱，令人无法忍受。这些东西，在四十年前已被革命的铁扫帚扫除干净，可是今天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心情很难平静。这年夏天，我的表哥知道了我的思想倾向和救国热情，正式跟我说，准备让我参加一个组织。不几天，他在东单市场撒革命传单，被捕了。他的一个朋友让我去取表哥留下的东西。我正式向他提出，要求参加革命组织。他说，你还年轻，不必忙于参加组织。没想到不久他也被捕了。表哥通过他坐牢认识的一个狱卒带来一封信，告诉我他被关在草岚子胡同军人反省院。我去探监，走到很高的围墙底下，就听到里面当啷当啷的声音，简直叫人心碎。见面时看到他带着脚镣手铐，情不自禁，大哭一场。每探一次监，加深一次印象，加深一次思考。蒋介石国民党自己不救国，不抵抗，还对爱国救亡分子抓的抓，杀的杀。卖国有功，爱国被杀，这是一种什么世道？无数的刺激，多次的思索，使我更加坚定了追求真理、追求革命、参加革命组织的决心。找不到革命组织的线索，只好在同学中找志同道合的人，形成一个读书小组，阅读中外革命文艺作品，阅读社会科学著作，有体会就记在日记上。
1934年的年底，去南京过寒假，我大哥要看我的日记，发现我的思想倾向，非常严肃地跟我谈了一次话。他说，你信仰共产主义，不反对，但是绝对不能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各种政治活动。他说，红军已经被国民党的军队打败，离开江西，前堵后追，全部被消灭已为期不远。跟着共产党只有死路一条，不是坐牢，就是被杀。他还说，五四时期他也是满腔热情，参加了救国救亡运动，也曾经相信共产主义，甚至曾想加入共产党，有些共产党的朋友同他的关系也很好。为什么没参加？因为想到他曾经向父亲承诺一个责任。父亲用全副力量供他读到大学毕业。他有责任使他的弟弟们接受教育。也由于这个关系，他不得不转入政治活动。应该公正地说，他确实对我们这几个弟弟尽了他允诺的责任。他还深情地说，他本来也想做学问，就是因为这个关系，他不能不从政，直到现在。不能做学问，是最大的遗憾，希望我能专心做学问，弥补他这个遗憾。不但希望我上大学，还准备供我留洋。黄河有百害无一利，如果能学好知识，能够致力于治理黄河的事业，而且做出成绩，不但国民党需要这样的人才，就是共产党当政了，也需要这样的人才。应该说，我没有怀疑他说这些话的真诚。可是，种种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民族被污辱、人民被欺凌、国土被践踏的事实，使我对他的话，再也听不下去了。让我个人成为水利专家的美好前程，再也没法打动我的心了。
1935年春节前回到北平，日本侵略者在灭亡满蒙之后，加紧了准备灭亡华北的步伐，指使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自治区，可以说是第二个满洲国，紧逼北平。在日本侵略者政治和军事的压力下，阴谋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蒋介石继续不抵抗，同日本人达成“何梅协定”，拱手让出大批主权。国难当头，亡国灭种已经成为现实的危险。确实像“一二·九”宣言所说的那样，华北之大，再也不能安稳地摆下一张书桌了。读书难以救国，救亡图存，才是一切先进分子的历史选择。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救国救亡的先进分子，展开活动。这时传来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得到愈来愈多人民的响应。长征红军没被消灭、胜利到达陕北会师。这些消息不胫而走，鼓舞了一批又一批拥护抗日救亡的青年。在1935年12月9日，终于爆发了著名的学生救亡运动。
1935年12月9日这天的@@@@示威我没参加。中午吃饭的时候听说学生上街了，被水龙冲了，被警棍打了，有些学生受了伤，有些学生被捕。到了11、12号，我们正上物理课，听到紧迫的钟声，随着呼喊同学们都到体育馆集合。这时候，有燕京大学的几位同学，介绍爱国@@@@被镇压的事实，讲到抗日救亡的愿望，号召同学们参加救亡的行列，痛哭流涕，慷慨激昂，群情振奋，汇文同学一致决定参加救亡行列。大会上我们读书小组有位同学，提名我做非常学生自治会的委员。从即日起，宣布罢课。到12月16日，参加了北平学联组织的@@@@示威活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经过曲折、迷悟、探索、追求，从此我执著走上了爱国救亡的道路。
以上，我说的是我们这个家庭在北大当过学生的几个人的情况。我今年七十四岁了。从“一二·九”算起，到现在已经54年了。看到的、听到的更多更多的事实，说明爱国要爱得正确，是不容易的；爱国要爱得执著，更不容易。有爱国的愿望、爱国的想法、爱国的感情，是好的，但光有这些还很不够。有了爱国的愿望、爱国的感情，一个人也好，一个团体也好，一个民族也好，也可能犯错误。小错误必不可免，大错误则应力求避免。问题是犯了错误怎么办？有的人犯了错误，就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一直走到反动的道路，甚至于卖国的道路。问题在哪里呢？犯了错误，能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就可以一步一步地走上正确的道路。有人说，爱国有心，报国无门。门在哪里？就在于你诚恳地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只要这样，错误甚至于失败，确实可以成为宝贵的财富，使你更加成熟，更加真诚。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接受错误的教训，正是进步的新起点。爱国爱得正确尤其重要。我家里的人也好，或者我的同志和战友也好，有些人在一个时期、一个段落，甚至一二十年，都是爱国爱得正确的，都是跟着正确的道路前进的。可是到了一个时候，一个关键时刻，有的人动摇了，有的人转向了。就拿前面我说过的表哥来说，他引导我走上了救国的道路，坐牢一直到1936年同薄一波等同志一起出狱，整整三年，一直很坚强，一直表现很好。出狱以后，他见到我，说想回家看看，他家里人也希望他回去看看。没想到一回家，就不出来了。抗日战争爆发，他重新参加了抗日救亡的活动，但是不是来找党，而是找到蒋经国，在赣南公署干了好几年，下场很不好。
还有延安马列学院，一个经过长征的老干部，毕业以后分配到国民党区做地下工作。被国民党抓起来后，叛变了。还有，一个在马列学院院长领导下的党总支五个常委之一的人，被派回家乡做工作，被国民党抓住以后，也叛变了。
相反，有些人原来走错了路，经过历史的教训，最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其中包括当了战犯的，后来成了爱国的将领。另外我还可以说到陶峙岳将军，他曾经当过新疆绥靖区总司令。到1949年，响应党的召唤，并受到张治中将军的影响，在五十七、八岁的时候，和包尔汉领导了新疆的和平起义。从此以后，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搞爱国事业，屯垦戍边，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做出了很突出的成绩。一直到198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最高的愿望。
我们北大的同学，有些人在今年那几个月里，也可能做错了事，说错了话，原因很多，但总的来讲，只要认识了，接受了教训，都没有什么不好。党和政府是理解的，人民也会谅解。怕就怕固执错误，坚持错误，不愿意改正错误。
至于爱国要爱得执著，爱得坚定，爱得彻底，坚持到死那天为止，确实是个艰难的过程，要随时准备接受考验。这里核心的问题，是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国家前途和个人前途、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可以说是难以爱国爱得执著的重要原因或者说唯一原因。换句话说，就是个人利益、个人命运、个人前途的位置摆得不妥当，就不可能爱国爱得执著。
现在流行一种说法：要以个人为中心，进行自我设计、自我完善。坚持这样的观点，坚持这样的立场，他口头上也说是爱国，实际上很难说是真爱国，即使一时一事爱国，也不可能坚持到底。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果把个人利益、自我完善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个人主义思想膨胀到极点，不惜损害国家利益、践踏民族尊严，还不知悔改，就难免不走到卖国的道路上。这已经为很多的事实所证明。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经常遇到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个人前途和国家前途的矛盾。遇到这种矛盾，特别是在这种矛盾尖锐的时候，必须自觉自愿地把国家利益、国家命运、国家前途放在第一位，把个人利益、个人命运、个人前途放在第二位，甘心情愿地、真心实意地以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甚至于牺牲个人利益。我们成千成万的先烈不正是这样做的吗？不正是因为他们这样做了，我们的国家才有今天吗？
或者流芳千古，或者遗臭万年，关键的一点，是把个人的利益、命运、前途，放在什么位置上。据说曹操说过，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话是否真的说过，需要历史家去考证。但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执著的爱国者来说，无论如何不能负国家、负人民，绝对不能时时刻刻想的是国家负我什么，没给我什么，而应该时时刻刻想着我为国家少做了什么，少贡献了什么。对我们这样一些六七十岁的人来说，解放后四十年，和旧中国相比，确实是天翻地覆的变化。用毛主席的一句话来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走到大陆的任何一个地方，再也看不到帝国主义侵略者像过去那样污辱、欺凌我们的事情了。但是从历史发展的前途来讲，还是需要我们奋发图强，励精图治，艰苦奋斗，甘于奉献，使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更加富强，更加进步。为此也就需要我们年青一代，不止一代，还要下几代，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继续做出贡献，继续做出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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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仁和万物 慧济天下